1956年的意大利,傳統規矩像無形的繩子,把主婦安娜捆得死死的。她的日子,說是“過日子”,倒不如說是“熬日子”——丈夫賈科莫是個把工作當命的律師,每天早出晚歸,回家要么埋在文件堆里,要么倒頭就睡,夫妻倆同床異夢,連句掏心窩的話都沒有。安娜最想要個孩子,可結婚好幾年肚子一直沒動靜,每次看到鄰居抱著娃說說笑笑,她都得趕緊別過臉,怕眼里的羨慕藏不住;家里還有病重的老母親要照顧,端藥、擦身、換尿布,從早忙到晚,腰累得直不起來,連喝口熱湯的功夫都沒有。
那時候的意大利女人,好像天生就該圍著家庭轉,“賢妻良母”四個字壓得人喘不過氣。安娜買件亮色的布做衣服,都得先看賈科莫的臉色;跟鄰居多說兩句話,都怕被說“不務正業”。她就像個被罩在玻璃罩里的人,看著外面的世界熱熱鬧鬧,自己卻連口氣都喘不勻,心里的寂寞和壓抑,攢得快溢出來了。
直到安吉拉來家里當女傭,這潭死水才算濺起了浪花。安吉拉跟安娜簡直是兩個世界的人——穿的裙子永遠是最鮮艷的紅或黃,頭發扎成俏皮的馬尾,擦桌子時會跟著收音機里的歌扭腰,看到院子里的流浪貓,還會偷偷省下自己的面包喂。她不把“主仆”的規矩當回事,敢跟賈科莫開玩笑:“先生您總加班,夫人一個人在家多冷清啊”;敢跟菜市場的小販討價還價,把幾毛錢的差價爭得面紅耳赤;連安娜病重的母親,都愿意跟她聊天,說“這姑娘身上有股活氣,看著就開心”。
有次安娜對著鏡子嘆氣,摸著眼角的細紋說“我是不是老了”,安吉拉直接拿過梳子,幫她把頭發編成松松的麻花辮,還從口袋里掏出顆水果糖塞給她:“夫人您皮膚白,眼睛亮,就是笑太少了——您笑起來,比巷口那家蛋糕店的奶油還甜呢!”這話像顆小石子,砸進了安娜心里,她好久沒聽過這么直白的夸贊了。
在安吉拉的帶動下,安娜慢慢變了。以前她連涂個淡粉色口紅都怕被說“不正經”,安吉拉拉著她去集市,挑了支正紅色的口紅,幫她涂在唇上:“女人就得有點顏色,不然跟白開水似的,多沒味兒!”以前她覺得“談身體、談喜歡”是丟人的事,安吉拉會跟她聊起自己的經歷,說“咱們的身子是自己的,喜歡什么、想做什么,憑什么要聽別人的?”
有天晚上,安娜母親突然發高燒,燒得胡言亂語,安娜急得直哭,給賈科莫打電話,他卻說“在跟客戶談事,走不開”。是安吉拉騎著自行車,載著安娜往醫院跑,一路上把外套脫下來裹在安娜身上;在醫院守夜時,安吉拉幫安娜揉著凍僵的手,說“有我呢,天塌不了”。那一刻,安娜看著安吉拉眼里的光,突然覺得——原來有人在乎自己的感受,是這么溫暖的事。
慢慢的,主仆倆的關系變了味。有次安娜來例假肚子疼,蜷在沙發上冒冷汗,安吉拉給她煮了紅糖姜茶,坐在旁邊幫她揉肚子,指尖碰到皮膚時,兩人都頓了一下,空氣里飄著說不清的曖昧。后來安吉拉教安娜怎么放松自己,怎么跟著自己的心意走,安娜從一開始的羞澀躲閃,到后來敢主動靠在安吉拉肩上——她第一次覺得,自己不是“賈科莫的妻子”“母親的女兒”,只是“安娜”,一個會疼、會笑、有欲望的普通人。
可這份覺醒,很快就被現實潑了冷水。賈科莫發現安娜不再圍著他轉,甚至敢跟他爭論“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”,就開始冷暴力,吃飯時故意不跟她說話,還跟管家抱怨“這女傭把安娜帶壞了”;安娜母親看出兩人的異樣,拉著她的手勸“女人要守本分,別讓人戳咱們家的脊梁骨”。一邊是好不容易找到的自我,一邊是甩不掉的規矩和束縛,安娜夜里翻來覆去睡不著,看著窗外的月亮,不知道該往哪走。
電影最后,安吉拉因為受不了賈科莫的刁難,收拾東西要走。臨走前,她把那支正紅色口紅塞到安娜手里:“別再把自己裹起來了,您值得好好活。”看著安吉拉騎著自行車消失在巷口,安娜走到鏡子前,擰開口紅,一筆一筆涂在唇上——鏡子里的女人,眼里不再是以前的怯懦,多了點亮閃閃的東西。她未必知道未來的路怎么走,但至少這一刻,她不想再做那個被困在牢籠里的安娜了。
其實《墮落》里的“墮落”,哪是什么壞事?那是一個女人掙脫枷鎖的開始。1956年的意大利,規矩把女人框得死死的,可安娜還是跟著心里的光,邁出了第一步。安吉拉就像一束火種,點燃了安娜心里的渴望,也告訴所有人:不管在哪個年代,女人都不該只為別人活,都該有勇氣去愛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——哪怕這條路難走,只要敢開始,就不算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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